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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5月13日，曹科林回应新京报记者称，处理医疗纠纷要有组织上的意见，没有意见，他无权给陈家人答复。“既然我做不了主，我怎么可能给他一个意见呢？但他提出金额上的要求，我转达给院方领导，这不存在问题。”孟兆安称，2016年4月中旬，他与陈建利又去找医院，院方表态，无法证明医院的责任，所以一分钱也不赔偿。这时，尸体已经失去保存条件，无法进行尸检。陈建利多次表示，他想和院长当面谈谈，得到的回复总是，“院长很忙。”

从2007年开始的理财意识的萌动，到一次次深刻的“血泪教育”，中国老百姓的理财观念一步步成熟，“高收益”这一双刃剑的另一面“高风险”也逐渐暴露。但积极的方面在于，一方面金融产品日益丰富，人们开始认识到风险与收益的关系，需求开始理性分层；另一方面理财行为习惯的变化开启了移动理财时代的大幕。

杨现领举例说，“自如”还是分散式模式，与集中式不一样。分散式难度要高很多。蛋壳数量达到15万间，因为有规模才能发挥。集中式不一样，一个项目就能发挥。中国REITS联盟秘书长王刚认为，在长租公寓这块，市场的归市场，保障的归保障，市场的应该和平均收益率对得上，不能因为是长租和养老就没有收益率，政府这块更需要“补人头”而不是“补砖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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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位莱芜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，当时双方都没有明确选择处理意见。“当时他们只是来咨询，一般遇到医患纠纷的情况，由双方提出申请，我们通过审核确定是否有立案受理的条件，不会主动介入。每年全市30多起医疗死亡案件都是来这里调解。”就这样，双方错失第一次解决纠纷的机会。其中一位调解员向新京报记者分析，“当时这个案件肯定具备受理条件。最好经过尸检，才能确定死亡原因，认定责任，我们再依照调解法或者侵权责任法来走程序，我相信就不会出现之后的悲剧。”

事实上，根据2012年《卫生部公安部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》，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后，必须按规定移放太平间。未经医疗机构允许，严禁将遗体停放在太平间以外的医疗机构其他场所。相关法律规定，家属对遗体有自主决定权，即陈建利有权领回遗体。索要遗体未果，让陈建利很憋屈。陈建利认为，医院从始至终就没有诚意。一开始不直接拒绝，后来又想办法拖延，有意不处理。他深感自己的弱势。